吴甡本是将自己定位为智囊谋士，这回又一次深感皇太子本人有着与年龄不相当的政治智慧。当那些卫道士都在报纸上争论“禅位”这个还没影子的问题时，朝廷已经悄然无声地在筹备重开市舶司事了。
等江南那些政治立场有问题的人意识到国家即将大规模开海，恐怕真是哭都来不及。到那时候，非但错过了入股市舶司的机会，就连组建船队，取得海贸公凭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从长远角度来说，海贸公凭其实遏制了海商规模的自然增长，并不符合商业规律。然而现在的大明还是一个农业国，必须保证足够的耕地面积。如果彻底放开海贸，生丝、茶叶作为主打产品的需求量会一路走高。
那时候势必会有人将土地改种桑树、茶树，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很明显了：原本江浙一带的鱼米之乡，都需要从外地输入粮食。随之带来的粮食价格上涨，则会直接影响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，危及大明统治。
而且供货量一旦卡紧，货物价格就会上涨，而欧洲、曰本对华夏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有着极大的需求，即便价格高些也会大量购买。这自然能加速金银等天然货币向大明流入。
有了大量的天然货币流入，才能够作为准备金，发行真正意义上的纸币。
这环环相扣的社会进步，绝非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。朱慈烺心中已经画好了蓝图，准备用自己的毕生精力来将大明推上一条谁都无法扭转的轨道。这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，所以有时候，朱慈烺甚至忍不住想跟东虏媾和，只要他们愿意退出燕京，仍旧让他们暂时呆在辽东。
只可惜，东虏并不觉得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。
尤其是龚鼎孳再次出现在武英殿上的时候。
……
“臣几经探查，终于可以认定，残明之所以有此回光返照，全赖明太子朱慈烺一人之力。”龚鼎孳站在殿上，对着七岁的顺治，以及坐在皇位旁边的多尔衮，侃侃而谈。
他的确是下了功夫，做足功课，从崇祯十六年的京师大疫，皇太子出宫赈灾防疫，组建东宫侍卫营，一直说到领兵平寇，一路退回燕京，强行南幸。
这些内容并非机密，只要有心收罗都能找到。而且时曰未远，即便是要找亲历之人，也不会太过困难。
多尔衮早就对这个皇明太子上了心，想找到太子的所作所为。只可惜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宋弘业，宋弘业只以事务繁忙为由头，基本没满足多尔衮的好奇心。
龚鼎孳是崇祯七年的进士，释褐时才十八岁，属于天才中的一员。他与吴伟业、钱谦益被后人并称为“江左三大家”，可见文章才华的确是当世可数。
只是此人甚无节**，李闯入京时，他投水未遂，结果当了顺朝的直指使。多尔衮入京时，他是跪迎者之一，授吏科给事中，迁太常寺少卿、刑部右侍郎、左都御史，可谓节节高升。
不过多尔衮并不喜欢这个人。
正是此人，曾公开说：魏征也是后降的太宗，一样能做出一番事业。
这话如果晚几个月说，多尔衮会很高兴，也会用此言语去劝那些不肯顺从的汉官。可惜龚鼎孳说这话的时候，正担任闯逆的直指使，那时候坐在武英殿上的皇帝正是李自成。他要当魏征不成问题，但将李自成比作唐太宗，这能不让人介怀么？尤其多尔衮从来不是个宽宏大量的人。
更何况龚鼎孳此人闲散习气太重，每天上班都是一副恨不得早走的模样，这对于喜欢工作狂手下的多尔衮而言，更是不受待见。
真没想到，这样一个人，竟然还有突然爆发的一天。
“正所谓知己知彼，既然残明只以朱太子为栋梁，而朱太子能依仗者不过一万侍卫。臣请圣上以雷霆之势，调集大兵，一举击溃其所部，正仁义之名，定尊卑之伦，天下当可传檄而下！”龚鼎孳朗声道。
多尔衮不由点头。
他早就觉得自己当初先西北而后东南是个错误决策，但那时候为了收取汉人的心，摆出一副替大明讨贼的模样，也是政治上必须有的姿态。现在他已经不指望收取汉人民心了，但又不能直言自己错了，正需要一个踏实的台阶，让他将满清大兵尽数调回来。
龚鼎孳这份奏疏正是给了他这么一个台阶。
非但给了调兵回来的台阶，还给了对明朝宣战的台阶：因为朱太子囚禁皇父，有悖人伦！
这个帽子管他是真是假，有用就好！
一时间，多尔衮突然觉得这龚鼎孳也不是很讨厌，那胖乎乎的面庞里还透着小小的可爱劲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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